编者按：新年之前，共识网编辑部拜访了耿飚将军的大女儿耿莹女士，向她了解她父亲的传奇一生。有人评价耿飚是“现代赵子龙，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在耿莹女士这里，我们不仅了解到了耿飚作为共和国元勋的正直和无私，而且看到了作为父亲的他对子女的严厉。2007年，耿莹女士创办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通过四年的努力，才使得基金会获得审批。基金会以“唤醒公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及责任，配合政府调动民间力量修缮和保护中国文化、历史遗迹，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宗旨，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贡献突出。在采访过程中，耿莹女士多次流露出对当前文化信念的担忧，她认为华夏文化博大而精深，正是华夏的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自信、包容、果断、凝静、刚柔并济和胸怀浩瀚的优秀品质，使得多个民族和谐相融，历经数千年演绎着知性人生，启动着未来的每个瞬间，才有今天的自强不息。【以下为采访正文】打AB团对我党损失太大了问：应该讲，建国前您父亲是战功赫赫，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却经历了一场共产党人自己打自己的肃反运动。资料显示，在那次红军肃反中，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许多干部被集体杀戮，而跟您父亲关系特别要好的司令部参谋长赵昆光也在打AB团的过程中不幸遇难。耿莹：打AB团这件事，给我党造成的损失很大。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是在不停摸索的过程中。这当中，有来自不同路线的斗争，也受到过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不管是李德也好，博古也好，康生也好，他们都是走极左路线的。我们为AB团的事情牺牲了很多很多文武双全的指战员。这点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爸爸他们九师的参谋长叫赵昆光，是一个打仗非常勇敢，指挥也非常敏锐的指战员，因为被怀疑是AB团成员，当天夜里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有时候觉得父亲这一代人太“神”了。他参加革命时只有14岁，秋收起义失败后，红军大部队撤离文家市，开始打游击战，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走了几夜，终于到达文家市北边的一个村庄。一打听，才知道文家市、铜鼓都已被敌人占领，毛委员已去浏阳。他立刻改变行程，向浏阳赶去。刚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已上井岗山了。这个时候，浏醴县委负责的同志就跟他们说：“这里的斗争很激烈，很需要人，干脆你们留在这里工作吧!”爸爸说行。爸爸没有想回家结婚或者说回家小日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浏醴县委负责同志为了考验父亲，给他布置了一个盗枪任务，后来他圆满完成了。负责人一看，连忙夸道：“这个小家伙行啊，这样，我给你一支游击队”。爸爸一听就乐了，说：“今后我有队伍了”!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总共也就七个人、一支枪和一根筷子。为什么还有一根筷子?因为枪打完之后，子弹壳退不下来，必须用筷子从枪眼子把子弹壳捅出来。爸爸从此有了自己的部队，这是不是太有戏剧性了?就这么一把破枪，爸爸居然爱得不得了。给他的七个人又是什么呢?都是头上缠着帕子，腰间插着烟管，一律打着赤脚的农民。他一个14岁的孩子，居然能把这七个人壮大成一支游击队——这就是他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觉得，这以后这种人恐怕真的再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打AB团对我党来说，真的损失太大了。父亲擅长化敌为友问：我们知道，战争年代，您父亲在改造俘虏兵上特别有一手，有个传奇的故事说，当时国民党有一个特务跟踪他，您父亲发现了，但是没有揭穿他，后来好几天没看到这个特务，您父亲还特别关心地去看他。耿莹：这是发生在当时的北平翠明庄及北平饭店国共谈判时候的事。那个时候他是参谋长，我爸爸很有意思，任何时候他都当参谋长，写作战计划等等。有时候我就跟爸爸开玩笑，问爸爸，您是不是一直当特务啊?我爸爸说是啊，爸爸是老特务，你就是小特务。那个时候正当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美国充当好人，要求国共两党停战和谈，其实由于亿万中国人与日本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迎来和平。我共产党也呼吁。蒋介石无奈，同意国共和谈。定在北平。而我们共产党这方面的代表团的每个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盯着，他们采取的是像打篮球一样的人盯人的战术，走到哪里特务就跟到哪里。但是我爸爸油滑得很，经验很多，分分钟就能把跟着他的特务甩掉，他也知道谁跟踪他。有一次爸爸去看电影，排队买电影票，发现隔他4人后面是两个特务。他就多买了两张票，直接递给跟踪他的人，说：不用买票了，我给你们买了。因为给人买了票，一起看电影，父亲就跟那个特务有了套近乎的机会。爸爸上来就问，怎么换你了，原来跟着我的那个人呢?这个特务就回答，原来的那个人生病了，在宿舍里躺着呢。他听说后，就到中药店去买了点药，晚上就给原来那个特务送去，结果把人家吓了一跳。爸爸安慰他说，“你别害怕，听说你生病了，我给你买了点药”。这个特务生病了以后，国民党那些人就随着他躺在那儿，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是：你要死就死，要活就活。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给他买药，任他自生自灭。接着爸爸又说，“你先等我一会儿，你得吃点稀的。”于是，他就到伙房里给他弄点稀饭让他喝。看到爸爸这么做，这个小特务就哭了，其实他也是穷人的孩子，被拉壮丁才参军的。再后来，他就跟爸爸讲起他家里的事。他说，耿先生，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我们在你们叶帅的屋里装了几个窃听器。爸爸是参谋出身的，感到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于是他就问，是在什么地方装的。小特务说有两个不是我装的，是别人装的，我不知道在哪儿。喝完粥后，爸爸问他还需要什么吗，我明天再给你送来。他说不用不用。但是第二天我爸仍旧去看他。爸爸从小特务那儿回来以后连夜跑到叶剑英的办公室和住处，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叶帅，直到把最后两个窃听器都找出来了。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又拿了一些干粮去看这个小特务，两人聊天。爸爸还跟他说，你要需要帮忙的话来找我们，我们来帮你。父亲一贯是方向明确，任务坚定。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智慧和能量，完美的完成它每次的任务。还有一次，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爸爸他们的部队全都隐蔽在山里，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饮清泉;到晚上，才到山下活动，探听消息，顺便挖几块红薯充饥。在一次支部会议上，大家讨论如何在当前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斗争。爸爸提议说：“我们下山去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党的主张，让农民知道党还在坚持斗争。”同志们一致认为爸爸的建议好，这样可以长我们的志气、鼓人民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但是大家又觉得把传单、标语贴在农村，作用还不大;要是贴到县城，影响就大了。最后，会议决定：到县城去张贴。但是派谁去呢?他们想到了爸爸，因为当时他才十多岁，是个小孩，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而且学过武功，胆大心细。爸爸他们用从农会带来的纸笔，写了几十张传单和标语，伪装成账薄。而爸爸则化妆成一个到城里收账的少年。那时候，县城已经成了狼窟虎穴。一队队贼眉鼠眼的敌军，守在入城的路口，打量着每个过路人，还随意搜身、抓人。马路两边张贴着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工会和农会干部的布告。他进城门，看到一个兵在检查老百姓，搜的可严了，他反而想出一个办法，看准时机倒退着进去检查区域，故意叫人家发现他，叫他回来。士兵说“不许出去，回去，回去”，他说“好好，回去，回去”。他装成好像是从城门里要出城门的样子。骗过了搜查兵，就这样进了城。进城以后，已经傍晚了。那么多传单，他一个人贴一晚上也贴不完，怎么办?他就先到了一个破庙里，里面住着一群乞丐，他假装自己也是乞丐，跟他们套近乎，问他们想不想吃米饭。乞丐们都饿坏了，当然说想。于是，爸爸就自我介绍，说自己其实不是乞丐，而是粮店的员工。爸爸很机灵，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先侦查，这次也不例外，在县城的时候，都把当地米店的店名记住了。他介绍说，“我是茂源米号的，我手上这些呢是我们老板写的广告，你们有没有认识字的?”结果这帮乞丐中只有一个认识字的，爸爸就把自己的那个干粮偷偷的都给了这个认字的乞丐，以保证他不拆穿传单上内容。爸爸拿出那些传单标语告诉乞丐们：“大张的是‘告示’，贴到各个十字路口;这些小的是‘请帖’，捡那些大户人家门缝塞进去。不过不许偷懒，我要检查的，一个贴不到，明天讨喜莫怪敝店不肯打发!”乞丐们接受了爸爸的“任务“，不一会儿，城里就都贴上了我们标语。爸爸也兑现承诺，把赏钱分给了这些乞丐们。第二天早上，满城的传单、标语，把国民党的保安团们吓坏了，纷纷议论八路军什么时候来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很佩服爸爸，很崇拜他。父亲耿飚是人民的儿子问：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被认为是“无冕之王”，也是建国后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耿莹：我的父亲一生当中担任过很多职务，有高有低。有时候虽然职务已经比较高了，但让他去低的岗位就职他也去。一句话：他是人民的儿子，党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论地位高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咱们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国家就要新的气象。要在国际上亮相，那么跟国际接轨就是必须的，因此要与承认中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按照国际惯例，要建立外交关系就得有大使、有大使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俗话说的“泥腿子”，让他们当外交官，简直就是 “隔行如隔山”。试想一下，让“泥腿子”一下子脱下军装去吃洋饭、说洋话、办洋事、岂不是像隔着山一样?咱们新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例派打过仗的将军去国外当大使的国家，首批一共派了十个将军，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毛主席跟他们谈话：“你们不要遗憾干不了革命工作了，我让你们到一个新的领域里去继续革命，你们的军衔我给你们留着，等你们一旦不干外交了，回来了，再把军衔还给你们。”但是主席说过的话没有做到，军衔后来再也没还上，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抱怨过这件事。我父亲一生当了两次兵，第二次当兵是在78年年底，他又穿上军装。不过他赶没上80年代末恢复军衔的时候(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55年至1965年的第一次军衔制时期、1988年之后的恢复军衔制时期，从1965年起，军衔制曾取消)。但他从来没对这事说过什么，他习惯了。打仗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当着参谋长，一道命令下来就让他去当个小排长，他也二话不说即刻就去，让当个队长他也去，因为这是革命需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眼里，我是党的人，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我还要干好，要划个句号。我没有父亲这样的这些机遇。但是我这一生当中，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划上句号，哪怕不是完完美美的句号，但那个句号一定是封了口的，我从不半途而废，这大概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毛主席夸父亲敢说真话问：建国后，您父亲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非常多，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的领袖还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有的阿尔巴尼亚也应该有，中国应该向对待弟弟那样对待阿尔巴尼亚。您父亲在出任大使后，好像在这件事上提了不同意见?耿莹：他到阿尔巴尼亚去当大使是九大以后，我们国家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大使都招回来了，国外都没有一个大使在大使馆。九大以后只有他是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恢复外交关系，只有他一个人出去。那是在1968年4月，九大正在筹办。我父亲成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参加九大。但也经过反复多次起伏。最后是总理请示主席，将我父亲和黄镇，都列入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这对“耿黄反党”的帽子不但摘掉而且双双成为人大代表。他去阿尔巴尼亚之前就做了很多功课，了解了我国跟阿尔巴尼亚之间是“友谊加兄弟”的关系——阿尔巴尼亚的每一颗钉子都是中国无偿援助的。文化大革命后，即5月6日总理找我父亲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派黄镇出任驻法国大使。派两名人大委员出任的大使。表明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的人民多苦，百废待兴，吃不饱肚子。援助阿尔巴尼亚是在我国自己遭受各种封锁，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霍查曾厚着脸皮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当李先念副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谢胡陪同参观。一路六个小时，就要这要那，说了六个小时。连他们也要有“鞍钢”，还有海上油田发展等五年计划都要。用中国的设备和钱。李先念副总理说：“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他们的贪欲激怒了父亲，他发挥他侦察兵出身的优势，去考察、去了解，周末就穿便衣出去街上乱逛，在逛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发现了，我们的钢材连苫布都没用，就露天堆放连苫布都不盖，任它锈蚀，我们的棉花也是这样，摆在露天根本没人管。他了解了很多情况。他就把这些情况记下来了，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内，通过张闻天给主席。那时候主席说阿尔巴尼亚是友谊加兄弟，我们没吃的也得给他。后来主席看了他的报告，主席就说“耿飚说真话，你们谁都不来说这个事，不反映这个事，只有耿飚敢说真话”。就这样，我们就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因为实在是太过分了。从1969年阿的援外建设项目就占阿国民总投资的24%。劳动力极度缺乏。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议，我国援助新项目的建设和投资就需要增加4.6万名工人、技术人员。占全阿产业工人的38.3%。要求全国都要有电视。而当时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其实质，就是让中国为他们造福，叫他们享受。其实不光是我父亲，我觉得这一代人都有一种国家使命感。再说一个事，爸爸 50年在瑞典当大使，按道理说，抗美援朝跟瑞典大使关系不大，但是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对祖国有利的、对我们党好的，他都会主动自觉的去做。那时候美国人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战，我们怎么说，怎么呼吁，怎么谈判，他们从来不承认。我爸爸知道后，就找到瑞典的一个生物学家(是位女性生物学家，她叫安德烈)。请求她帮助。这个生物学家很有责任心的，只身到了朝鲜，就搜集了一大堆的材料。回来以后，在联合国，在各个地方，她就发表了她的文章和证据。在铁证面前，美国没有办法，就承认了。当时我有问我爸，我说爸爸，这关不着你的事，你这不是管闲事?爸爸说，这是管闲事吗?我们在外的这些大使，虽然没有硝烟，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无烟的战场，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我们的祖国，关心我们的人民，我们朝鲜战场上的战士得了鼠疫，你说还不关我的事?伤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关我的事。在瑞典出任大使，而且兼任丹麦、芬兰的将军大使。自己开车上街。这可是新闻中的“新闻”。小报告满天飞。有人说耿飚丢中国人的脸，当大使自己开车，这是什么观念?他回来向主席报到，主席说小老乡，你看吧，桌子上那都是什么?我爸爸看主席脸黑着，说这都是揭发我的?主席说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开车是怎么回事?爸爸就讲，这不是丢中国人的脸，我是想告诉全世界我们新中国的大使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大使就是不一样，我们的传统是官兵一致。星期天我的司机要给他休息，让他休息好，吃好睡好，当然我自己开车。主席就笑了，其实主席是吓唬他，主席说“我们的小老乡就是不一样”， “我们新中国的大使就是要让世界各国都知道，新中国出任的大使，与全世界的大使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大使，我们的将军大使”，这样一弄以后，全国没有一个人再写告状信。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敢作敢为。心向祖国。周总理给我父亲下“三不”命令问：据我们了解，您父亲一生跟康生有过接触的时间不算少，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与康生有过接触，不知道在他的印象中，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耿莹：爸爸在战争年代中虽然跟康生认识，但跟他不是很熟悉。他跟康生接触最多的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了，当时他在中联部，中联部属于宣传口，归张春桥管，而张春桥当时受康生的领导。##########NextPage##########文革中，中联部还是照常运行，不能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不要对外联系吧?也正因为他是宣传口的，张春桥是他的顶头上司，张春桥要接见外宾，他必须陪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父亲真的是很痛苦，因为他自己的观念跟张春桥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工作关系，还得要陪着他。当时，所有的人都误解他，说耿飚是江青的人、是张春桥的人。有一次，父亲和总理一块去接待外宾，张春桥也在。接待完了以后，总理就看我父亲，觉得他的脸色和眼神都不对，他随口就说，“耿飚，你到我那儿去一趟吧”。我父亲一听特激动，心想，太好了，有好多话要跟总理说。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就问道：“耿飚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你的注意力和精神面貌都不在接待外宾上面啊。”父亲说，“用不着我说什么啊，张春桥都说了，我就陪同陪同嘛”。总理一听，知道父亲可能有想法，又问：“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想法就说”。父亲答：“报告总理，我想辞职，我不干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他们(四人帮)的人，我宁可不干，也不当他们的人!”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非常不好，一直在生病，听爸爸这么一说，总理哈哈大笑，把周围的护士、医生和警卫员都引过来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总是愁云密布，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看到总理笑过，听到总理这么大声的笑，他们都高兴得赶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他逗笑了。他们一看，明白了，原来是耿飚把总理逗笑了。总理笑完了以后，郑重跟我父亲说了三个“不”，这三个“不”是：他们赶你，你不许给我走;他们斗你，你不许给我倒;他们打你，你不许给我死!就这么“三个不许”。我父亲听完后流着眼泪给总理敬了一个礼，他说了一个“是，我不倒、不走、不死，保证完成任务”!父亲懂总理为什么给他说“三个不”。因为中联部那是你耿飚的阵地，只要人在阵地就在。只有他们经过战争年代的人才懂那种感情。总理的心声，爸爸明白：文化大革命，我们多少个阵地都失守了，都给四人帮了?而中联部这个阵地，你耿飚就算死也给我守在那儿，而且我还不许你死!这两个老人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共和国不倒，受多少委屈，受多少苦难都无所谓，誓要把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八万万人民不再回到1840年的那个任人鱼肉的日子。这是什么品质?问：而且正是因为耿将军留在了中联部，中联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拯救了一批人。耿莹：是。这就是他，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从不互相埋怨。我看现在有好多人口诛笔伐似的说毛泽东这个那个的，我不知道他们的良心何在?!父亲拒绝和江青握手问：关于耿将军在文革中的经历，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他拒绝和江青握手，当时大家都捧着江青，怕得罪她，而您的父亲却敢这么做，可以说说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耿莹：我爸爸很有意思，有时候真的是童心不泯。北大有一个教授说我父亲是赵子龙，是现代的赵子龙，他还真有赵子龙的那个性格，品质也跟赵一样正直，有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会搞阴谋，也不稀得搞阴谋。爸爸在宣传口的时候，当时《人民日报》属他管。有一次江青拍了一些照片，再加上几张她以前好看的照片，让人找爸爸登在《人民画报》上。爸爸给拒绝了。总理知道这事后，就把爸爸叫去了，问有这回事吗?爸爸说有啊。总理说：耿飚你胆子不小啊。爸爸回道：“总理，《人民日报》是登人民的，江青她不算人民”。总理说，“耿飚你可别乱说”。爸爸接着说，“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我们应当要保护她。江青同志没有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是她的照片，我想肯定是有人冒充她，想败坏她的名誉。这怎么行?绝对不可以嘛!《人民日报》是登人民作品的地方，而且它是国家的喉舌，我从来不知道江青同志会拍照。还不知道是谁弄了几张主席夫人以前拍电影的剧照就发过来了，肯定是别有用心，我还没追查是怎么回事呢!”总理一听，明白了父亲的那点小心思，点了点头。因为这事，后来江青就开始恨他。主席去世的时候，爸爸去吊唁。按照规矩，给主席鞠完躬后，要转一圈要回到家属那向主席家属表示慰问。江青因为是主席夫人，她被安排在第一个，父亲走过去假装没看见江青，就这么径直下去了。江青气得咬牙。回来以后我问爸爸，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有啊，为什么要跟她握手?有时候我经常说我爸爸就像个小孩一样，特别调皮。问：您父亲这么不待见江青，工作上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耿莹：当然受了很大影响。有一件事，他写检讨写了14份都还没通过。有一次美国来了一个体育代表团，江青要去接见，点名让耿飚陪同。我父亲跟那个根本不搭，他是中联部部长，干吗要去接见一个体育代表团?爸爸回来一说这件事，我们全家人都紧张了。爸爸是比她早去好呢，还是跟她同时去呢，还是比她晚去一点?好像都不合适，着急的不得了。后来，江青晚去了四十分钟，所有人都到了，江青还没到。毕竟有外宾在场，不能干坐着等啊，父亲就让大家就端点酒、端点小点心，一边吃一边聊。江青来了以后，一开门，看到大家在聊天、吃小点心，就很生气地说：“你们已经开始了?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了，还叫我来干吗“?为了这个事情，父亲不停地写检讨。总理也对他说，“耿飚啊，这事你得写检讨。你写完以后拿过来给我看看”。爸爸就写检讨，一直写了14份，江青还是不满意，还在对父亲“上纲上线”。江青一直想抓爸爸的把柄，但是都抓不住有力的。从出身来讲，爸爸是工人出身，而且当工人的时候还是童工，怎么抓他的辫子?爸爸13岁就参加了共青团，这又有什么把柄好抓?战争年代，他参加过长征，从来没被俘过，因此也没有把柄。建国后，他搞外交，又能抓住什么把柄呢?抓不住的。所以江青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恨他。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都疯了问：我们知道您父亲在文革之中也有一个比较难的时期，当时很多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您父亲那会也住到了牛棚，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请您讲一讲吗?包括您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耿莹：文革之前父亲在缅甸当大使。文革开始后，中央下令大使全部回国，爸爸也就回来了。他这一回来，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跑到机场去接他，结果他是下了大飞机就直接坐了“小飞机”。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把他拉走了，让他坐“小飞机”(“坐飞机”是一种刑罚， 就是将所谓的“反动分子”绑起来，放在一个长凳上，然后将其双臂往上抬，造型很像飞机，所以取名“坐飞机”)。后来没辙了，又把他放出来了，但这段时间一直在斗他。因我而起的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觉得对不起爸爸，但是那时我没办法。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家里有个厨师姓李，我们都叫他李叔，跟我父母很多年，家里的钱也都是他在管。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小羊宜宾胡同20号。我们住楼上，黄镇(原文化部部长，“将军大使”)住楼下。有一天李叔跟我说：“大笨(李叔给我改的名，因为我从小反应比弟弟妹妹慢)啊，你替叔叔去取一下钱，咱们家钱不够了”。我说，“那取多少”?李叔说，“取100块钱，咱们一次取多点，100块钱可以吃上好几个月呢，甚至可以吃半年呢”。他把存折交给我，告诉我到哪儿去取。我就按照李叔告诉的地址去了银行。当时的银行跟现在不太一样，当时的银行柜台上有红票、绿票两种。我就问柜台阿姨，取钱用哪个票啊?柜台的阿姨说，“用红的，你填吧”。我就填上姓名、金额等信息，按照李叔的要求在金额那里填了100块，然后交给柜台阿姨。柜台阿姨看了一下，说你等会儿，然后她拿着我的存折到银行后台去了。好半天出来后告诉我说不能取，然后把我的存折也没收了。这下好了，存折都被人给收了，我怎么给家人交代?想着想着我就哭了，那一路都是哭着回去的。李叔见我回去了，赶紧问，怎么了?钱取了吗?我把事情告诉了李叔。后来李叔又去了银行，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涉的，最后从银行拿出了大概10块钱。据说，李叔跟银行的人说，耿飚好歹也还是国家的人，怎么说也不能让他们全家饿死啊，你总得要给我钱买油盐酱醋。这样他们才给了李叔10块钱。结果外交部就开始闹了，是储蓄所通知外交部，说耿飚是走资派，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耿飚、黄镇反党集团，耿飚让小女儿在新疆探路，大女儿取巨款要逃跑，要叛国”。所谓的巨款就是李叔让我取的那100块钱。我也不知道那100块钱是多大，那个时候的100块钱是挺值钱的，但也不能说它是巨款，还全家要叛逃，这不是胡说八道么?我妹妹当时在新疆王恩茂那儿，参加红卫兵串联，一天到晚的不着家，他们就说这是我爸爸派小女儿在新疆探路，派大女儿取巨款要逃跑，让我父亲坦白交代，其实这有什么可交代的?那时我爸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有肝炎、肺病，他跟黄镇两人被造反派弄去打扫厕所，给造反派的小职员们灌暖壶，还让他到伙房和面。那时都是大锅饭，和面用的是特别大特别沉的缸，差点把爸爸累死。那天，我骑自行车去外交部接爸爸回家，我把自行车立到台阶旁之后就去找爸爸。外交部的人说你爸爸现在挨斗呢，你再等五分钟。我等了五分钟之后一进大门，看到一个毛主席去安源的大画像，爸爸正在那儿给毛主席请罪呢。爸爸说门岗他们还有五分钟换岗了，他说你趁这五分钟，赶快把我背出去。果然他们换岗，门岗的两个人就进去了，我把我爸爸背起来就跑。那天太阳很大，爸爸一直站在下面请罪，都快站不住了。我背着他，把他放在自行车上赶快跑回家。到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完全站立不住了，我只能背着爸爸上楼，因为爸爸个儿高，两条腿都拖到地上了，我背着爸爸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的上去，只听着他的腿跟楼梯碰撞的声音。晚上爸爸醒了，问，“谁去取钱的?”我说我。爸爸又说，“没有钱就不要花了，不要去取钱，谁让你去取钱的”?李叔赶紧说，“首长，是我，咱们家没钱了”。爸爸说，“没钱了，那就把家里的东西卖卖吧”。那时他已经虚弱的根本没有力气说话了，但是他还不忘让我给他写个检讨。第二天早晨爸爸起来后，把我写的检讨自己抄一遍。就为了取钱这么一个事整整批斗了他11天，说他逃跑、叛国。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疯了。中国也就此原地踏步，不仅原地踏步，还倒退，倒退了十年的光景，耽误了几代人，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61年毕业于地质大学，爬了十年山，找了十年矿，后来在北京制药厂当工人，三班倒。再后来，因为有考大学的机会，我就自学中医，然后再考大学。我们都是这样奋斗出来的。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不愧对共产党问：去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热播，里边介绍您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以及主张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出来工作的过程中都做了很大贡献。不知道在这儿能不能结合您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他在改革开放后做的工作?耿莹：他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东西，不管是邓小平对他如何，但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老革命的经历来讲，他不愧对共产党，他也不愧对中国人民，他也不愧对共和国。我除了崇拜他以外，我尊敬他，我爱他。我父亲是光明磊落的，他不会去做那些投机倒把的事情，我信他，我爱他，我赏识他的一生，崇拜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不管到什么单位，他都对这个单位都有创造性的贡献。比如在人大的时候，以前我们的人大委员老是跟国外对不上口，因为我们的人大委员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了解西方。但是自从他到了人大，他就有了一个突破。他说，我们的人大相当于西方的议会，我们也可以交流，我们的人大也可以出国，我们人大也可以接待他们的议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第二次当兵，说我们的共和国应该有特种兵，于是他就来招募，组建了我国第一支特种兵。他跟彭真两个人特别有意思，我那时候已经在珠海做生意了。这两个老头就发了一个愿:非要给国家立一个法不可。有一次我回到北京，爸爸叫我跟他到彭真叔叔家里去一趟。到了彭真家里，才知道，原来这两个老头子找我这种做生意的，是想让我听听他们费劲心力要给中国立法。这次是听听他们的《破产法》初稿行不行。原来两位老先生立了誓言：如果立不了法，则死不瞑目。听完以后，我爸问我，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最基层经商的，《破产法》，对各商业、国企、民营在保护利益上有何漏洞。我说，让我讲真话，还是假话?讲真话，你们两个老头大概要死不瞑目了。听我说完这句话，彭真就哈哈大笑。我就一条一条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么写不行的，我说中国不光是一个《破产法》立不立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很多法都需要立。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法制问题。我说需要立这些法。现在都是1984年了，社会已经开放了，你们政府的职能是管理还是服务?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你们的《破产法》才能起点作用吧?我觉得他们老一辈有时候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有时候想的太提前了。95年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幅字，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原因，兴致勃勃的给我写了一幅字，我打开一看，“用科学头脑”。那时候他就知道用科学头脑，他是不是太超前了?我们现在才提。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为农民服务耿莹：我父亲这一生当中打过很多次仗，甚至有时候是他带一个团打人家的两个师，即便是这么困难的战役他也封口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想这是因为他相信党、信任党。对党忠诚——这是他的信念，他时时刻刻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点即便到他生命的末期，他都坚持着、挂念着。那时我父亲都80多岁了，退休在家，疾病缠身，身体特别不好。有一天，他找我谈话：“爸爸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我说：“爸，您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快说快说，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做”。他说，“爸爸这一辈子为谁都服过务，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农民服过务，我觉得我要是就这么走了，我心有不甘啊，我是人民的儿子，我要为他们服务。女儿，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活，给农民干活?让我发挥发挥我的余热吧，我现在还有点热吧?”我连忙说：“有热有热”。##########NextPage##########他当时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还想为农民服务，这种想法对现在的人来说，尤其对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可能很奇怪。有人问他：“你给人家服务有瘾?”他说：“有瘾，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服务。农民供给你粮食，是你的衣食父母，为什么不为他们服务?”我说，“爸爸，您给我的这个任务够严峻的，老先生您现在走路都拿拐棍了，还怎么为农民服务啊?”他说，“女儿，你开动脑筋，好好想想，只要能为农民服务我就愿意干”。我想了想，根据他的身体条件(那时有肺气肿，身体很不好)，说，“行”。然后接着问：“爸爸，那您给我多长时间”?他说：“三天，就给你三天”。三天，多难啊!我嘟囔道：“你每次下任务都时间那么紧，我又不是神仙”。他说，“我就把你当神仙用，三天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我说：“好吧，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爸爸一生当中说得最多的话。其实他在跟我交代任务的时候，我脑子在那儿转，我已经有想法有着落了，只是不知道我想找的人在哪儿，怎么去找。从爸爸家出来以后我就直奔美协，打听了一下，打听到了这儿有一个农民书画协会。我想这个活老头子肯定可以干。美协的人给了我好几个地址，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一家一家的找，一家一家的问。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找到了!我找到负责人家里，人家问，“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是哪儿的?”我说老天爷，总算让我找到你了!然后，我就说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农民书画协会的现状。他说，美协现在第一没有办公地点，第二没钱，是松散的机构，每过一段时间这些农民画家都会来我家集合。我问“那你就是这个协会的领导人了”?他说，“也算不上领导人，就算召集人吧，我们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听他这么一介绍，我说，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个领导人，给你们推荐一个协会的会长!他们问“谁啊?”我说：“耿飙同志”。他们似乎是震惊到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谁”?我说“耿飙同志”。这下把他们都吓了一跳，“耿飚”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他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看他们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掏出我的工作证给他们看，说“我是耿飚的女儿，我叫耿莹。我在中国画院研究院，我爸爸退休了，他昨天找我谈话了，他说他这一辈子为谁都服过务，就没有为农民服过务。他想在你们这儿求一个活干!”听完我的话，他们简直兴奋得不行。爸爸交代我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完成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根据我看到的情况，琢磨一天，写了一个关于这个农民书画协会应该怎么发展、怎么组织的规划。第三天中午我回去看爸爸，刚到家，爸爸就说道：“今天可是第三天啊，你来是给我交代任务的还是来跟我说要延长时间的?告诉你啊，没得延长!”我笑着说，“爸爸，我这还没说话呢，你就‘没得延长’，真是武断!”后来我就把具体情况跟他一说，他兴奋极了，说“太谢谢你了，女儿!我能为农民服务，我死也就瞑目了”。就这样，他就做了这个会长。这就是我爸。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人格，自觉的就有这样的使命，为人民民服务的使命。父亲多次挡我的路问：听说您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能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吗?耿莹：爸爸说小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他长着长着，有的时候出了小枝杈，你就给他掰掉，它还会往上长。你要是把它下面的枝枝杈杈都修掉了，它会一直追着太阳长，直到最后成材。我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欲望特别大，想发财、想当富翁、想当高官等等的欲望都有。我们人类这个族群有欲望是正常的，关键是心态要放平，有的可能是栋梁，有的可能只是椽子。小椽子当不上，起码可以当柴火，给其他人带来一点光、带来一点热，这个能量应该有吧?何必非要当椽子，非要当栋梁呢?我小的时候，可以说，爸爸一直都在挡我的路。我小的时候嗓子挺好的，是广播电台的儿童合唱团的团员，我还是领唱呢。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要保送6个孩子到驻地在天津的音乐学院附中，我是其中之一。后来我爸爸回来述职时听到这个事，就找学校谈，把我从那个名单里扒拉下来，不让我去。爸爸跟学校谈完了以后，最后找我谈话，说：“孩子，爸爸做了一个决定，知道你本来是6名保送孩子之一，现在只能去5个了，你不能去”。我就不高兴了，问为什么。爸爸说，“孩子，学习是主要的，唱歌嘛，三十岁以后再唱也不晚”。我只能在他面前说，“那好吧，我就不去唱歌了”。就这样，爸爸挡了我唱歌的路。我中学的时候喜欢画画，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的朋友教我的好朋友画油画，叫白淑贞。把我眼热得，我就想学，想学就得有油画箱子。我上中学时，我爸爸一个月给我三万块(旧币，壹万元折合现在的一块钱)零花钱，而最小的油画箱要三十万。我就攒，一年不买零食，好不容易攒了三十万，买了一个油画箱。每到周末，把油画箱装在书包里，假装说“爸爸，我出去了找同学玩了”，就出去画画了。有一天，我画了一张特别满意的画，自己特别得意，就挂在自己的墙上，坐在椅子上欣赏。结果忘了插门，我爸爸就进来了，一看就问这是谁画的油画。我一时得意就说了实话，说我画的。爸爸就问：“你用什么画的?你哪来油画箱子”?我理直气壮地说:“我自己攒钱买的”。我爸问：“油画箱子藏哪里”?我说：“在床底下”。爸爸找出来一脚就把我的油画箱子踩烂了。踩烂以后他转身就走了，我就拿着那个油画一边哭一边在那儿粘。还没哭完呢，我爸又回来了，给我抱了一卷宣纸、毛笔、墨盒，说：“女儿，过来，爸爸告诉你，要画国画，爸爸教你画”。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也是画画，你干吗要画油画?这是国画，我们自己的画。”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住外交部的房子，房东走的时候留下一架钢琴，我爸爸他们到国外去了，我就在家学钢琴。我爸爸一回来，我就弹琴给他听。我问爸爸我弹的怎么样，爸爸说好。但是第二天我那钢琴就没了，让我爸爸给卖了，他抱了一个大琵琶回来。爸爸说，“我知道你有艺术细胞，你喜欢艺术，爸爸为什么让你学琵琶，学国画，不让你学那些洋的东西?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学中国的东西。在大学毕业之前，中国所有的艺术你都要去学，学不精没关系，但是你要了解，要懂，这样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再学西洋的，这样看到西洋的那些艺术你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糟粕。你要去粗取精，用他们国外的精品跟国内的你自己的精品糅合到一块，要自己创造，那才是你的艺术。”我虽然从小让我父亲砍得这么惨，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父亲。他让我了解中国文化，让我知道文化的精髓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的。有了鉴别之后，我才知道外国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近平弟弟人品正，眼里揉不得沙子问：提到您的父亲，就不得不提到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大学毕业后曾当过您父亲的秘书，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站。您和习总书记有过接触么?耿莹：2000年，我父亲去世，近平当时是福建省省长，但他就像家里人一样，跟我们一起捡骨灰。我父亲在阿尔巴尼亚断了腿，腿上一直带着一个大钉子，他生前最恨那个钉子了。按道理来讲，后来他腿上肌肉都已经长好了，那个钉子应该取出来，但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因为太危险了。再后来，那颗钉子松了，他的腿就跟着疼了起来。我当时最关心这个，想着务必要把这个钉子拿出来，别让它继续跟着爸爸，令他痛苦。父亲去世以后，近平一直跟着我们，从捡骨灰到遗体的安葬，一路都陪同着。问：能讲讲您本人对习近平的印象吗?耿莹：我对这个小弟弟的感情，应该说，跟对我亲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样的。首先，他人品正，绝对没有邪的歪的念头。另外，他睿智、聪明。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我觉得我这个小弟弟绝对也是绵里藏针，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头，而且他疾恶如仇，性格非常坚韧。从他插队的经验可以看到，他要干一件事情，一定会划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也许不一定完美，但一定都是有接口的。##########NextPage##########从他当政的短短的这两年来看，首先，他做事风格雷厉风行;第二，他有策略，有政策。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他的人民要什么，也清楚他的祖国要什么、他的党需要什么。所以他当政后一系列的动作就是清理，尤其是对腐败的清理。因为现在，不清理是不行的，不清理要亡国了，这不得了!共和国折腾了六十几年，邓老爷子说摸着石头过河，没错，我们就是摸着石头。但是邓老爷子的另外一句话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就不太同意。我觉得邓老爷子说这句话有点偏，偏在哪里呢?因为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来说，抓住耗子的绝不是好猫，不抓耗子的才是好猫。为什么?因为不抓耗子的猫会观察抓耗子的猫是先咬脖子还是先咬肚子，它抓得对不对、好不好，然后再做判断。而上来就抓耗子的不见得是好猫。现在近平雷厉风行了一年多一点，在这个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猫该做的事。党的蛀虫有多少，任其发展这还得了?我们过去的鱼水情还有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一枝花独秀，什么花?经济花。中国人也很有本事，很了不起，一只腿蹦，跳了三十年，把中国跳成这样，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可以这样的?这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但是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只文化之腿为什么不伸出来，跑一跑，跳一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文化大革命到三十年的改革，这些年，中国人丢掉的东西很多，比如，把诚信弄丢了，不过我坚信一点，这个东西过几代人，我们还能捡回来。但是，另外一个东西，也许是我杞人忧天，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可能不太容易捡回来了。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我很担心被破坏得再也不能恢复了。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干什么都是一窝蜂上。当经济变成一枝独秀的时候，是个人都可以去做生意，家里老太太、老头完全不懂什么是生意的也去做生意，可是，这样很容易把生意场搞乱啊。你搞房地产我也搞房地产，你去挖煤我也去挖煤，很快就把这个市场弄乱了。现在近平他们需要去整理，容易吗?可以说非常困难。这需要魄力，需要胆识，需要一个坚定的心，需要不怕牺牲的责任感。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我很想帮我这个小弟弟。但是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他。我只能祈祷我的小兄弟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取得成功。至于我个人能做的就是不给他添乱，不给政府添乱。我听他的话，小兄弟说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我也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拥护他、支持他，而不是去抹黑他。“ 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不公平问：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有政治导师这么一个说法，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从政生涯里边，首先有他父亲习仲勋，再后来遇到耿飙将军，这些革命先辈对他后来政治品格的养成应该有很大影响吧?耿莹：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他自己也承认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底板好，这是主要的。要我说，一个调皮捣蛋的二流子，就算跟我爸爸十年，也许也能改造过来，但是他不一定能改好。近平之所以那么优秀，首先，我觉得是他的底板好。我们都属于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彼此都很了解，不管是他的家庭熏陶也好，还是他本人的本质也好，都是过硬的。他跟着我父亲三年多，从197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他也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很好学，有种向上的冲劲儿，并且很愿意学。所以有这样的机遇给他，在他这一生当中应该是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是很宝贵的。那段时间，不管我父亲是到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着一块去。他从那会开始，就已经养成一颗红心，而现在把这颗红心再交付给人民，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使命。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是“红二代”，我是这样认为的：父亲的光环始终是父亲的，父亲的功劳也只属于他，跟我没关系。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姓“耿”，姓“耿”不是我能选择的。我身上只是有父亲的血肉和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栽培教育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能说我是他女儿，我就有功劳?就了不起?不能!我愿意在农民家里当一个小女儿，这不是也挺好?但是事实已然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在里面。“红二代”这个词，包括以前的什么“高干子弟”、“太子党”，这些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我们也有，而且每个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姓“耿”。外界应该是平等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但我跟大家都一样，没做错，外界凭什么指责我?这样不公平。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刚才我说了，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我还得说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了。我们的童年怎么过?特特姐姐(李特特，原国务副总理李富春之女)14岁就成为了轻机枪手，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跟德国鬼子干了八年仗。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样的童年吗?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特特姐姐那么光辉，但我的童年也很艰辛。我的童年是在我父亲的马袋子里渡过的，他骑马打仗就把我带上，空了就摸摸我的小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你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童年吗?没有。外界凭什么对我们不公平?当然，现在不管人家对我多不公平，我也一笑了之，因为我有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轨迹，我有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责任，我做好我自己就OK了。我不妨碍大家，不去麻烦人家，也不去麻烦好朋友。像近平，我不会去麻烦他，我也不会去给他抹黑，当然，别人抹黑他，我也不允许，就是这样。“不能忘记人民”才能回答“耿飚之问”问：据我们所知，除了“钱学森之问”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著名的“耿飚之问”，1991年，面对陕甘宁边区告状的老百姓，您父亲问到当地干部，在座这些干部如果哪一位犯了事，老百姓还能为你们求情吗。您认为，如今该如何回答耿飚之问?耿莹：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退休后，想回去看看老乡，看看他们当年结婚的窑洞。而且，对于甘肃庆阳，父亲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那儿工作了八年，刚开始是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在那儿打了八年仗，直到最后把那个将军赶出去。后来有一天，毛主席找到爸爸，跟他说：“小老乡，俗话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知道我叫你来干吗么”?爸爸想了半天回答：“我明白了，是不是要我在这儿建根据地”?主席连忙说：“对头，对头”。于是父亲就在庆阳建立了根据地。应该说，庆阳是个小城，面积很小，而要建根据地，需要大部队进驻，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比如卫生院、比如官兵宿舍什么的都得有。爸爸没有被这些问题难到，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带人挖窑洞。8年时间，爸爸对庆阳这块土地产生了身后的感情，退下来以后，自然想回去看看老乡。爸爸回乡，路过兰州一带的时候，各地的领导都去接他。到庆阳以后，很多老乡告状，但是干部们、公安们都把他们统统赶开了，但是父亲看在眼里。爸爸是侦察兵出身，眼睛“奸”得很，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悄让我妹妹出去接一个老乡的告状信。我妹妹出去后接了两封告状信回来。看后，我父亲就发怒了，说：“这是证据!”。在一次会议上，爸爸就问下面的地方干部、领导，“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50年前，我们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我们的一个小战士犯了个错误，拉了一下房东小姑娘的手。就因为这事，我们要把他绑出去枪毙。当地老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跪下来，替这个小战士求情。我问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犯了错误，还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你们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他意识到干群关系恶化这个问题了。他的这一问，影响非常非常大。要知道，我们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没有后勤的，什么时候才有后勤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才组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打仗、每一次解放城市、每一次打日本鬼子，都是当地老乡给我们当后勤，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由老乡来管，老乡对我们这是什么感情?现在当官了，只顾自个儿贪污腐败，只顾自个儿舒服，而老乡却穷得吃不上饭，这难道不该杀头?所以习近平上来以后，大肆惩治贪污腐败，就是要为人民、为我们所有的老乡说句公道话。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我父亲总说，他永远是人民的战士，综观他的一生，他做到了。你看，他八十多岁了的人了，为什么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为农民服务，就是这个原因。附：耿莹女士给青年人的寄语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好多年轻的孩子们都很向往自由，但是我认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才叫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不叫自由，那叫胡闹，为所欲为。现在孩子们的欲望也很大，各个都有自己的梦想，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梦想当成欲望，要搞清楚什么是欲望，什么是梦想。欲望是要做除法的，你的欲望除以你的能力，最后的得数才是你奋斗的结果。对于我父亲这一辈的人，他们也向往自由，其实他们也享受到了自由，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有约束。在我父亲走的历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所有来书写他这一生，让人们现在还有人记得他，对他有兴趣，传颂他的故事，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生不是白过的。父亲这一辈，他们的一生也是跟我们的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他们能走得好，他们能获得自由，共和国就走得好。我讲这段历史，大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的确确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个文明古国经历了上千年，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我们的年轻人别除了钱什么都不信。不说远了，就讲我们这两百年的历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这四万万中国人手无寸铁，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别说生活了，他们是怎么活着的?中国人要活着怎么这么难，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生的权利?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军阀，各种党派，日本人、八国联军，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让中国人怎么活?真的像蝼蚁那样活着，没有尊严。但就在这段时间里，别看中国人像蝼蚁，但是中国人是站着的。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性，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他站着，不但站着，他选择，他做了选择，在那么多列强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跟着共产党能够过好日子。建立了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么做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四万万人民相信共产党，共产党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鱼和水的关系。经过了六十几年的折腾，虽然中途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的共和国没趴下，因为我们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找到了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经过六十多年的折腾，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越来越好，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共产党有没有缺点?有没有错误?一大箩，有。但又有谁是完美的?美利坚是完美的吗?日本是完美的吗?哪里有完美的?没有。我们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有缺点就改缺点，只有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自己强了，才能更有说服力。我父亲十二岁拿枪杆子，参加过毛主席的秋收起义，一直到他92岁离开人世，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他做到了，让人民过好日子，没做完。那怎么办呢?下一代接着做吧。【延伸阅读】耿飚谈四人帮：我们一直怀疑江青是特务给你一道推理题，让你的大脑活跃起来吧！抚顺一小猫半夜说话为哪般？抚顺市东洲区千金乡邓家村居民尹奶奶家里有一只外国血统的猫竟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还会很多词语，这一新鲜事不仅吓坏了尹奶奶，也惊呆了众多网友，人们对喵星人开口说话一事的讨论不绝于耳。猫会说话？这是真的吗？尹奶奶平时非常喜欢小猫，老伴去世了，儿女又经常不在身边，去年在国外的儿子带回来一只带外国血统的猫崽给自己，刚开始养的时候并无多大异常。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猫竟然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诸如“奶”、“奶奶”、“干啥”、“拿”的词语，尤其是在每天下午五点和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这让尹奶奶又惊奇又害怕，尹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儿子，儿子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还想要带老太太去看医生。一日，老太太家中来一位年轻人，她自称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想亲自探寻一下尹奶奶家的猫会说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尹奶奶欣然应允。一连待了两天，记者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连屋子里监控录像回放也看不出这个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吃饭、睡觉，甚至很少发出叫声。问尹奶奶是怎么回事，她只是讲猫是怕生罢了，再熟悉两天就好了。记者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又住了三天，有一天晚上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天夜里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记者守在监控机旁观察猫，发现猫没有再像往常一样呼呼大睡。而是瞪大了双眼四处张望，因为是黑夜，监控里猫的眼睛投射出了绿色的光，看的记者心里有点发怵，但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这时，只见那只猫突然站了起来，蹑手蹑脚的开始在屋子里乱转，走了好一会也不见停下来，弄得记者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记者思索这只猫究竟要干嘛时，监控器里猫的身影竟然消失了。记者操控摄像头扫过客厅每个角落也不见踪影，无奈只好走出屋子看个究竟，还没打开房门，记者就听见房门有异常的响声，她深吸一口气一把推开门，竟看到猫蹲在门口，对着她喊“拿”。记者吓得腿一软做了下来，尹奶奶这个时候闻声赶了过来，拿来了猫的猫砂，并安抚记者告诉她是猫想排便了，记者看着眼前真的会开口说话的猫，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记者立马带着这个消息回了电视台，并找到了相关专家咨询这件事，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想要知道答案？微信关注【水煮百年微信号】（shz100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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